摘要：Abstract: Urban planning is current intervention, even the renewal of the built-up area. We should real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accumulated in the daily state of the past when facing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land or wasteland.And it is necessary to be aware of the intervention on future daily use by current impacts. Based on this, the “negative planning” is proposed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practice cases, look back on the realm of transcendental principles leading by the method of “active planning” under the rapid urbanization background in China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and replaces the vision orientation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starting point orientation.This paper summaries “negative planning” should be re-examined and considered as the planning and technical method of resource allocation.The increasing urban densi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the planning blueprint should be confronted ,which is formed by daily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This research rethinks when planning is needed, and the specific practice can be completed through four operational principles: existence priority, maintenance cost priority, origin solution priority and flexible in existence priority .

关键词：积极规划；消极规划；存在优先；出发点导向；城市密度；社会连接

Keywords: Active Planning; Negative Planning; Existence Priority; Source Orientation; Urban Density; Social Connection

作者：吴文媛，深圳市雅克兰德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规划师，低冲击发展在中国研究与行动小组召集人。

2 消极规划的几个原则

那么我们说的消极，是否能从应该秉持的态度生成可操作的设计方法呢？通过实践，我们运用并总结出消极规划的几个基本工作原则：存在优先原则、维护成本优先原则、端源解决问题优先原则、弹性优先现状原则。这些原则的外延应具有开放性，并能随着实践总结的丰富进一步完善。

2.1 存在优先原则

消极规划这个理念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存在优先原则”。这当然有别于将发展愿景作为首要规划目标，但同时也区别于预设保护前提的自然、历史、文化保护主义。尊重并强调将既有现状作为最优先和不可忽视的设计要素，并且将长期存续的现状视为具有第一合理性的发展起点。

如何以存在优先原则展开规划设计，我们在星沙新城做了一次实践。这是临近长沙市的一个浅丘陵地区，其中散居着8个村落共计13 718人（图1），属于长沙扩张规划中一个蔓延区块，面积30 km2，被四条高速路围合，计划发展成大型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基地及产业服务配套地区。通常的开发方式一般从占用农地开始，用地不够了就拆村子，以期建设用地完整簇新，符合规划的图示模式。这样的模式一次就把原有的自然生态、经济活动尤其是人与土地之间长期缔结的关联全部抹去。在存在优先原则下，我们将工业布局在人口相对稀疏的丘陵地区，并且以简单的梯子结构将工业重载交通直接联系到高速公路，尽可能保留村庄和成片农田，在乡村之间的丘陵空地发展城市，以原有村路为基础形成城市路网，城市与产业之间建设隔离带。最后农田水系与村庄的关联系统被最大限度保留，新城市用地则是在原有秩序上的增量（图2）。农田平时水量少的时候，原有水系统能保证自然灌溉农田，在雨洪灾害时，农田可作为临时滞纳雨洪的功能，这是原住民千百年来积累的与自然相处的精明方式，所以予以保留。实际上，村庄和城市用地混合的发展模式使得农民可以通过减量的农业生产和就近的城市服务，实现有尊严地城市化。

2.2 维护成本优先原则
在完成了最初的增量成长后，如何保证已建成区存续和有效运营，是更关键和艰巨的任务。而影响可持续性的最重要因素是降低维护成本。城市提供了各种复杂庞大的长期需要维护的设施服务系统，减少这种维护的成本比降低初期建设的投入更为重要，毕竟每一项设施的完成都是当下城市支付能力所及的，而长远的维护能力则充满了不确定性。量成长后，如何保证已建成区存续和有效运营，是更关键和艰巨的任务。而影响可持续性的最重要因素是降低维护成本。城市提供了各种复杂庞大的长期需要维护的设施服务系统，减少这种维护的成本比降低初期建设的投入更为重要，毕竟每一项设施的完成都是当下城市支付能力所及的，而长远的维护能力则充满了不确定性。

以日本奈良为例，奈良曾是日本的首都，古奈良的规划仿照了我国隋唐时期长安的恢弘格局。据记载，古城建设达到了规划规模的80%以上，高峰时期居住了20万人。公元700年时，奈良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都市。到公元794年，天皇迁都到平安京，“奈良时代”结束，这个以倾国之力建造的城市只做了几十年的首都，然后就没有作为首都来维护和投入了。那么在后面的1 300多年发生了什么？古奈良的城市中轴朱雀大道，建成时100 m宽，而今已经不见。周边的建筑至今还能找到一些留存（图3），原来建设城市迁址改造的水系统重新回到原始河道的位置（图4），这个城市的肌理重新由恢弘大尺度的笛卡尔式的规划格局恢复到更契合自然和一个普通城市可维持的社会经济水平的模式[4]。所以无论最初有多么宏大的投资和建设力量，只要维护成本过高，都是不可持续的。而基于人的日常活动尺度的空间，被人的历代活动不可回避地不断修复更新着，这才始终是最可持续的城市尺度单元。

一般来说，通过人工系统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市政问题是城市的特性。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更多的人口和产业接入市政系统，那么其风险性也就增高了，由此而来的用以维护和确保这些市政系统的安全性的代价就会越来越高。而积极的规划总是首先布局城市的设施系统，并且为了应付远期的发展，往往超出数倍需求配置市政设施，而这些设施在用量真正饱和的时候，往往已经老化并需要大面积更新了。

2.3 问题端源解决参与原则

人类无法创造出类似自然这样的高度复杂的人工系统，因而规划需要不断地在产生问题的端源位置解决问题。认清事物问题本质不急于在一个最终方案上达成共识，而是首先找到有没有共同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以帮助我们判断问题端源。

在佛山禅城奇槎片区2.2 km2的更新与发展规划案例中，我们从最初的走访中了解到，场地内有着发达的制造业和原住民集中的奇槎村（图5a），政府的初步设想是将场地内村庄全部搬迁，打造一个纯粹的物流园区，包括部分深加工和展贸功能。而村民最初的意愿是可以出让土地，但要获得尽量多的赔偿。企业的要求则是能有更多的用地用于扩张发展。利益相关的三方似乎并不相悖，规划很容易可以通过常规的拆迁、补偿、修路、卖地、建楼几步走来达成（图5b， 图5c）。

但这是不是达到了该地发展问题的端源呢？研究看来，一切留于表象，公示原规划方案后一片沸腾（图6），而按照原方案推进项目的过程中阻力不断。关于奇槎村的发展变迁似乎三方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因此规划人员开始通过展示、宣讲、入户、田野调查、组织会议等多种形式采集了24个分别来自政府、企业和村民的完全不同的关注点（表1），并将这24个议题排列组合成12组比较集（每组含4个比较项），为使每个议题都被更充分地比较，每个议题被问及两次，共设计了5个选择集各异的问卷，通过“最大化差异度量法”（MaxDiff: Maximum Difference Scaling）将分歧作为最主要特征的公共意见收集工具，指出最关注和最不关注的选项。

最后通过不同议题间的多次组合比较，不断取舍，各议题的相对重要性将被表达出来。从所有问卷总结之后最关心的问题来看，首先村民和政府的关注度排序相近（表2）。他们内心并不愿意离开这片土地。有趣的是，在原先访谈时，村民表示最关注的是“有足够的土地用于发展”，但这一项最后实际上在他们关注度里排到第12位。政府部门之前认为发展产业是至关重要的，而清洁的环境是可以被牺牲的或是次要的，但是调研结果显示，洁净环境，位列关注度第一。 在调研结论出来之后，政府、村民和企业家坐在一起，重新审视对这块土地的定位，审视浮现出来的内心真实需求，最后达成共识的是要打造一个：“商业持久繁荣，环境永续优美，交通出行便捷，社会健康和谐，历史特色鲜明，人才产业汇聚的新型滨水小城市。”这句话引用自何处？请写明，或作为脚注或放在参考文献里

这个项目始于利益和目标之间巨大的分歧，而合适的研究工具促使相关各方更清晰了解自己的需求，也发现彼此间的共性，并帮助他们走向妥协和合作，从而改变了这块土地的命运。现在，根据这次公众参与的研究结果，原来作为产业转移地规划方案得以修正，该地区现作为乐从的副中心城区正在建设中，村庄被保留了下来，商业、绿地根据需要以不同的规模被分散的配置到各组图（图7）。端源优先的设计原则，强调在问题发生端调适，避免强调完整系统带来的浪费，问题的端源往往更接近的是日常生活。在这个比较过程中，一个适合社区发展的产业、规模、设施，才是问题的端源，才能避免普遍的亏损，降低长期的不确定性，也就能够更灵活地适应未来的风险。

2.4 弹性优先现状原则
积极规划中的弹性可调适部分往往留给了远期发展，但是笔者在工作中发现，不能与现存条件相连接的规划目标就没有可操作性，可以说相对于发展的远期目标，现状需要更多的弹性。
2010年，配合佛山东平新城建设，要搬迁顺德乐从镇的大罗钢铁市场。乐从钢铁市场由小布、腾冲、细海、荷村和东村等若干个钢材交易市场组成，总占地面积约200万m2。截至2009年底，共有经营户（包括商户、公司）1 996家，2008年全年成交额为579亿人民币，总销售量超过1 000万吨，占广东全省钢材销量的三分之一。如此之大的一个交易市场，在没有火车货运站，没有外阜深水码头，不靠近钢铁生产厂的地方产生，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存在着，并且长期运营良好（图8）。

整个市场占地很大，但是基本单元是一栋宅基地小楼带一片堆场，进入现场前，无法想象卖钢铁和卖白菜可以是一个模式。我们进入的第二天就讨论这个市场搬迁后一定要升级，要存储仓库化，交易电子化……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们，就是大罗市场的周边已经有各种现代仓储式的钢铁市场，但生意并不乐观，为此我们对市场端原因进行了调查。在调查的100家采购商中，珠三角地区企业占90%。有41%的客户认为大罗钢铁市场钢材价格便宜，有87%的客户认为大罗市场品种齐全，有88%的客户表示一定要现场看货，有68%的客户表示到市场进行交易的目的主要是现场议价，同时了解市场行情和付款，有90%以上的客户在交易后现场提货。调研结果是大罗市场的模式高度契合市场要求，这使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珠三角的钢铁消费市场。钢铁材料对运输成本非常敏感，受运输半径的限制，乐从钢铁市场的现货采购商主要集中在珠三角西岸城市，特别是以乐从镇为中心，辐射到周边一小时车程的城市。这些城市散布着大量的中小型白家电和家具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取决于生产是否有灵活性：它们的订单不稳定，这个月生产电风扇，下个月可能生产电饭煲，因此订单分散、灵活供货成为这些企业重要的消费特征。这些企业是珠三角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分工底色，如果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长期不变，这种地摊式的钢铁市场还有长期存在的需求。所以，我们在规划新市场的时候整理了交通环境、吊装条件，但是保留了办公单元加堆场的地摊模式（图9）。

新的大罗钢铁市场平稳搬迁，并能很快恢复正常运营，得益于团队清楚意识到规划无法改变整个片区的经济模式。纵观国内众多专业市场搬迁过后迅速萧条，难以恢复元气，很重要的原因是未能配合现有的市场原有的日常逻辑。

3 在消极规划时需要首先厘清的两个问题

3.1 对自然和先验理论的敬畏是设计师应该秉持的价值观么？

从在大自然里建起第一道围墙开始，人类文明就走上一条不断地摆脱自然依赖、突破自然给我们设定的各种边界的道路。但是，古往今来，都不缺乏原始自然的崇拜者。我们发现，自然崇拜和权力崇拜具有同构特征，都要构建一种不可追问的必然性，对于看不透、打不赢，又摆脱不了的对象，就用同强权者的相处方式同等对待——将其神秘化，赋予某些神圣属性，奉之为尊，并设定各种边界和规范约束着人类的行为，但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是不可遏止的，来自自然的束缚和来自权力的压迫，一直都是人类反抗的对象。因此，一切科学技术都是针对自然的挑战，人类不会容忍永远被动地生存[1]。人类能有今天的成就，也就是来源于对权利、自然的不断抗争、学习、妥协乃至超越。自然和人文相互依存的关系，就会变成额外的社会成本。规划师在着手展开空间规划设计的时候，对于常识的可靠认知，比任何先进的理念更重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常识。浩瀚星空，日出月落，鲜花盛开，清风拂面，正是因为有人类的需要，这些才显得弥足珍贵。

我们还应谨慎对待依赖于人工系统的各种设计理论，很多先验理论的发展背景有别于中国当下很多场地的现状。如炙手可热的TOD公交导向型开发模式理论，是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于1990年代提出的。简单地说，该模式就是在轨道交通的枢纽站形成高密度开发，从而节省土地，减少对私家机动车的依赖。在这样的巨构综合体内，商业是扁平化的，稍有差异的是面积、装修和价格；居住就更是简化到屈指可数的几种单元；当然，出行模式也是高度相似的。这种固化的业态混合把商业可能的结构层级简化到极致，但却不能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丰富的演变。如上文所述的顺德乐从镇的大罗钢铁市场，如果按照TOD来规划，其结果将不可设想。首先，这种极简模式不能随着时间推移适应、变化、耦合出新的社会关系。而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城市密度应该不仅是指建筑面积的增加，更是包含了就业方式多样、人口关联性复杂、文化特征多元等等内容，而这些是需要时间来养成磨合的。其次，我们都不能否认人造系统是有寿命周期的，在所有历史存留的构筑物和人工系统上，随时可见人类力量持续的干预：修缮、翻建、更新、改造……正是人类意愿、财富和技术的持续的灌注，才使得这些系统得以维持。我们无法计量人类花费了多少心力来维持和建设历史长达上千年的城市，并走到了今天。城市发展可参考的不是不变标准和理论框架，而是解决人的需求并不断增加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连接。这些连接看似日常且平凡，却是长期历史磨合下的最佳状态，具有高度的合理性。这种关系应被视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只有在保留理性内容基础上的增量才是真的发展。

3.2 分歧和共识哪一个对实现规划更重要

民主是一个困难的制度，而且文明程度越高，个体的意志就越自觉，实际上意见分歧是城市问题的基本面[5]。由此有人判断在规划中公众的参与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公众参与的过程意义大于公众对产生决策的期待，公众参与规划讨论的意义更多是在过程中获得疗愈。持这种意见的业内人士众多，因为实践中达成共识的难度确实很大，他们甚至抬出若干著名的悖论来证明达成共识的不可能，其中最著名和被广泛引用的是公车悖论和阿罗不可能定律[6]。这些悖论引申到城市化时序推进中，说明“现在的公众”和“未来的公众”无法就城市发展方向达成共识。我们将每个个体表达的先后次序综合成整个群体的偏好次序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要从已知的各种个人偏好顺序中推导出统一的社会偏好顺序是不可能的。这个现象确实存在，在若干场合也常听到有人呼吁深圳应该放弃进取式的发展模式，这是典型的代表既得利益者的思路。而将“达成统一的共识”作为目标，就是有悖于城市最重要的多样性精神。就拿公车悖论来说，车上和车下的人，很容易就增加一辆公交车的提案达成共识。至于阿罗不可能定律，如果将“满足”作为一个静态不变的目标来考察，那么定律没问题。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社会是有持续调适能力的，“满足”因此也是不断在各种需求中摆动的。达成基本价值共识需要相关利益人文化背景具有完整性和持续性，这在城市高流动性背景下就必然埋下了分歧。在前文所述佛山禅城奇槎片区的规划实践显示，利益更是无法统一共识的，只能通过博弈，达成不同程度的妥协，或者在每个问题排序比重不同的个体间找到妥协的可能。而一个好的社会，个体应该能够各自表述正确，这才能帮助规划端源解决问题。

4 消极规划需要规划管理上的变革

如果不考虑社会、生态和技术、资本的局限，规划就可以无止境地追求美轮美奂。但是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复杂的现状和有限的资源，并要在其中编出秩序，则极大考验我们的价值观和对空间工具的运用能力，这再次说明规划是门实用的技术学科，无论其表达形式多么地艺术。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消极规划是可以通过日常的积累不断丰富的，毕竟每个城市的问题犹如个体差异，但是管理的变革趋势应该是收缩规划的权力，从功能和空间，见图10。

所谓分区块有限设计，是针对现在城市中心与郊区采用统一管理强度的办法，使得城市匀质化，难以自发累积形成价值更高的类城市中心区块，而边缘地块又没有应对变化的灵活性，所以规划应该从中心向边缘递减设计的强度，例如中心区只做60%的设计，将道路、公共开放空间、设施做100%的设计，功能只做近期和必须的40%的设计，只对50%地块做出限高设计；到了城市边缘地区，只对必须的生态环境管理做100%的设计，建设规划只规定20%等等。而底限管理可以分解成如下：从单位地块功能管理变为基本功能+弹性指标管理（如商务功能地块的指标为50%商务+20%居住+20%商业+10%自主）；从容积率管理变为覆盖率+弹性限高+形态管理；从道路红线外扩管理，变为基本通行功能+道路设施+边界互换功能；从道路定位定线管理，变为支路以下面密度管理+导则指引等等。

总之，将规划的权力逐步让渡给研究和发展的自发性，这样才会解放出城市的多样性。30年来的城市化实践呈现出的经验是：一个区域建设的目标越是单一，就越不可能将它当作城市来讨论，规划图上图解式的城市，几乎是空间梦想者编造的故事，他们想要复杂丰富的城市结构，却不想要与之共生的问题、压力和多变性。所有空间上的“理想城市”，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人性，如果我们希望让人的本能发挥效力，那么本能将抵抗所有的控制（包括规划），并因着本能的多样和变化，在空间中触发无数的偶然性，我们能够多大程度上接受这种随时间演变的不确定性，才反应出我们对多样性是否真的期待。而以更消极的态度和方法处理空间规划时，城市才更贴近于日常生活的理想。

注：未注明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制作或拍摄。

参考文献

  • [1] 斯皮罗·科斯托夫. 城市的形成[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 [2] 牛见春. 异见的丛林——关于城市与自由以及对秩序的恐惧[J]. 帆帆帆帆
  • [3] PETS K. Activities of informal economy and its spatial dimensions inside “urbanized villages”of Shenzhen Gangxia village[R]. Shenzhen:Wien T U, 2016.
  • [4] 太田智. 奈良时代MAP[M]. 京都: 光村推古书院出版, 2007.
  • [5] 特奥多尔·蒙森. 罗马史[M]. 北京: 商务印书管, 2004.
  • [6] 肯尼斯·J. 阿罗. 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