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轮激动人心的中国城市化中，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依循工业化→聚集人口→城市化这样一条路，反映在空间上，首先就是成片出让廉价土地建设“工业园区”，也就是所谓的先“放水养鱼”。这招卓有成效，原因是产业全球化背景下的制造业大转移。成本压力下寻找廉价劳动力及土地资源的制造业和急待转移的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拍即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推动着中国城市的人口和建城面积的扩张。但这并不是普遍
适应的一个套路，因为这一切还是发生在运输、信息和城市服务较完善的地区，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大城市及大城市周边地区。那么中国内陆的中小城市在这一轮城市化中又有些什么特征呢？不占地利的内地中小城市首先是输出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以输出劳动力资源为主的县市，缺憾在没有了实体产业带来的旺盛消费和漂亮的GDP数字，多了撂荒的农地，但大多仍保持了未被污染和破坏的自然生态格局。
而以资源输出为主的县市，则情况更为复杂，以安溪为例。安溪位于福建省东南部，晋江西溪上游，厦（门）漳（州）泉（州）金三角西北部。安溪是“中国乌龙茶之乡”，是乌龙茶珍品“铁观音”的发源地，也是著名的侨乡。全县80%的人口生计依赖茶叶，全县可开垦茶田已趋于饱和，产能的弦高度紧绷。加之国家将茶叶种植这种特种经济资源列入农业一体免除税收后，政府财政在民间消费能力日益提升的情况之下反而呈现赤贫，因而带来城市公共产品严重的落后和缺乏，使得刚刚走向增长的人口，因消费导向流失。
没有可靠的产业引入，没有人口和消费的持续增长，情急之下的政府似乎只有一条出路——卖地。卖给谁呢？在缺少选择机会的情况下卖给污染型企业。（2008年，安溪允许在湖头引进一家水泥厂和一家钢铁厂。）另一个方向是不顾市场消化能力，将土地卖给房地产商，建造大片卖不出去的空置商品房。在这幕经典的饮鸩止渴的戏剧里，如果依旧提
供不可靠发展定位和成片漫延式土地使用规划的方案，则城市规划就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安溪县政府组织编制的总体规划和参洋片区规划就是这样一种规划思路的代表。
2004年，安溪县政府开始组织编制《安溪县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依据当时的经济社会形势，总体规划指明了城市性质，主要发展方向，并对城市规模作出了预测（至2020年，主城区人口18.5万，建设用地面积24平方公里）。而城市的成长迅速突破了规划的预期，以漫延的形式扩张。在此过程中城市依托的山系与水系脉络关系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在大结构上给出相应的控制引导。城市发展的极限及城市现状公共设施的支撑能力未做出有说明力的判断。网格铺展开的路网秩序将土地所隐含的固有秩序掩盖。城市化大前提下乡村的成长模式被简化。
2008年，安溪县政府又组织编制了针对参洋片区的《《安居溪城生态及高科技产业区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根据此规划，需进行约20000人的搬迁，土地平整面积约580万平方米，由此产生的填方量远大于开山修路的挖方量；土地上原有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几乎完全改变。但方案未提供有说明力的关于这20000人生活生产方式转变的可能性，只是空间上描述了居住方式的转变，即所谓的“新农村建设”，由此带来的原住民生活成本上涨及生活水平下降实际可以想象。
“低冲击发展”思路首先需要对规划区的历史、现状、人口及社会进行深入的分析，了解城市发展及转型的真正动因，把握城市经济社会动态，以对城市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判断，提出更具可实施性和现实提升性的规划设计方案。
以安溪为例，在方案之前，我们作了大量数据采集和现状分析工作。安溪县城是一座延传千年的古城，沿戴云山脉与西溪上游之间的河谷盆地选址，历史上曾是泉州港与内陆山区通航的必经之站，航运及商贸发达。县城始建设于公元955年，城址设于凤城。自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开始修筑城墙，历时191年建成，城区面积0.375平方公里。1925——1930因通行需求拆除城墙。自建县之初至1949年，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上自然灾害及战争等，安溪经济发展缓慢，人口增幅小，县城版图基本没有变化。
1964后，伴随社会的安定，县城城区范围逐步扩大，县城人口平稳增加。至1994年，安溪县城初具山区城市规模，城区面积扩至1.3平方公里，人口2.76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安溪县城步入快速发展期，县城版图大规模扩张，人口也迅速膨胀，由表1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安溪县城的发展进程。
至2008年，安溪县城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从县政府提供的人口、用水及用电量等数据分析来看，城市化已步入放缓和深化的阶段。
我们判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1、城镇地价过高导致能够吸纳劳动力的工业发展受到限制；2、凤城镇的用地不足，导致出现发展外溢现象。3、首位度更高的城市——泉州、厦门对安溪人口及产业的分流，削弱安溪主城区对周边城镇的集聚力。无论如何，在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是否有真实的增长是必须重视和作出判断的问题。
而从经济状况的分析中，我们则读到了政府财政能力的局限性。建设初期的投入很难短期回收，而政府的财力物力是有限的，在此前提下，遵循何种价值取向，是大规模的全面开发建设，还是有权重有选择的循序渐进的逐步开发，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选择。
“低冲击发展”思路也要仔细研读场地自然生态底图，找出掩盖在城市快速发展态势之下的固有自然肌理和秩序，作为城市规划方案的原始依据，以低扰动度的开发模式对自然生态作出避让，并力图保持城市原有的自然生态格局和气质，避免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
安溪县城有着典型的山水格局，水网异常发达。我们对整个规划区建立了雨洪分析模型，沿山脊线将规划区划分成多个集水区域，分析出水的汇聚系统，找出各集水区所有可能的汇水线及入河口等生态敏感点，。我们统计了各集水区的汇水面积，代入对应的暴雨强度公式，计算得出一场一年一遇、历时半小时的降雨将给规划区带来约734立方米的径流总量。这股水量最终将汇集于西溪河道，相对安溪水文站统计的多年平均流量82.3立方米/秒，会对城市安全构成巨大压力。
规划中，我们将抽象数据换算成对空间的具体需求，以作为我们对西溪流域分段控制的依据。我们在各集水区域沿主要汇水路途设置生态湿地及雨水花园等，将734立方米的雨量分散蓄滞，延长径流逗留的空间路程，用空间换取时间，以缓解瞬间排洪对西溪主河道的冲击。同时利用自然汇水线做城市绿化建设，可以减免相当的绿化维护费用。
“低冲击发展”思路还须深入分析并谨慎对待场地原有社会生态结构，尤其是对于城郊结合地段，要关注城市化将村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后的生活可持续性，而不是简单地将失地农民搬入高楼大厦。
安溪县城东北翼的参内片区是有着优美田园风光的乡村聚落，村民依赖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作为人地关系紧张的山区城市，安溪县城的城市化足迹不可避免地蔓延到这片土地。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极力反对大拆大建的常规作法。城市化不应该是拆旧村建新城的简单进程。拆迁能够暂时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却使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农耕环境；住进了城市的高楼大厦，享受了城市的便民设施，村民的生活却无以为继，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更新模式，在未来将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
规划中我们建议近期内只作道路交通疏理和公共配套建设；保留大部分民居并适当改造，以提升整体形象，远期再作更新替换；沿主要山脉水系保留部分农业用地，保留村民部分生产生活方式，远期可作为绿化景观空间；同时注入新的产业形式，并预留产业升级条件。
参内片区秀美的山水茶田风光和传统乡村聚落及茶文化，赋予了这片土地旅游产业开发的潜力。规划中我们在参内片区安排了大量茶文化旅游度假用地，同时结合传统民居改造作旅游服务设施的开发建设，由此将为村民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其逐渐脱离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通过有步骤的开发与改造，农耕经济便健康过渡到城市经济，村民也逐步蜕变成真正的城市居民，城市化的进程也得以顺利完成。
除了以上所述三条，“低冲击发展”思路应该还有很多其它的表现形式，需要在实际的规划工作不断探索并丰富其理论。